县志介绍

书名：乾隆循化志

卷数：八卷
作者：清龚景瀚纂修
版本：清道光刻本
格式：PDF
大小：353MB
页码：625页

如果说《史记》是中国历史的正史之首，那《（乾隆）循化志》无疑是循化历史系统意义上的第一部历史著作，而龚景瀚就是书写循化历史的第一人，堪称“循化的司马迁”。

因为在龚景瀚撰写《（乾隆）循化志》之前，就独循化而言，循化还是像中国历史中的上古时代一样，如同处在传说时代。这一切变化来自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一则任命：任命当时在固原任职的龚景瀚为循化厅同知。这封任命对于处在“康乾盛世”的清王朝而言同样不值一提，但对循化不一样，因为自龚景瀚任职后纂修的《（乾隆）循化志》开始，循化便有了自己真正的历史史料（与历史概念相区分，因为无论有无历史史料，历史是自然的存在）。

此时的循化是怎样的呢？在这则任命下达之前的乾隆二十七年（也即从1762年），一直到民国时的1913年循化被称之为循化厅，也就是说循化厅这个名称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整整150年,后来民国政府废厅设县。而在1762年之前循化到底称之为“循化镇”还是“循化地区”，无从考证，但我们用现在的行政划分方法，可以推测的是它一定是处在村与市之间的一种建置里，只是用现在的语言无法组织这样的一种行政建置，处在无法定义的中间状态。“先有起台堡，后有循化城”这句话倒是流传。

说到此，我们顺带说下起台堡这个明朝万历年间留下的军事堡垒。何况我们对于起台堡的了解也大多是因为《（乾隆）循化志》的记载。而提到《（乾隆）循化志》，一定脱离不了描述让整个大西北声名显赫的，由纯军事堡垒演变为自然村落的村级结构。

目前的起台堡村是循化县道帏乡唯一的一个汉族村，在明朝因游牧于此的蒙古铁骑成为河湟谷地的毒瘤，明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兵部尚书郑洛治理青海的蒙古势力（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此时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机警），后郑洛在上书朝廷的捷报中称西海蒙古势力为“海寇之患”。而郑洛弹压围剿叛军，至1598年由明将李汶、田乐等经松山战役收复大小松山，最终克敌制胜，史称“郑洛经略青海”。有诗为证：

文武百官喜，神宗拜庙堂。

河西行捷短，黄水曲仍长。

哈思永安堡，戍边终不忘。

起台堡、永安堡、哈思山等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应运而生，作为对抗海寇的军事建筑。也就是说起台堡并非是自然产生的村庄，其中的“堡”字很能说明问题，在陕甘宁青所处的广大西北地区，只要是带“堡”字的地名大多都与军事有点关系。

岁月无情，但历史不可以无痕。现今居住在起台堡村的村民很自豪的说：起台堡人杰地灵，曾经在此出了以邓春兰、邓春膏以及“韦氏三杰”为代表的近百名军、政、文化界要员。为传承民俗文化，反映河湟谷地的自然环境、历史变革、文化艺术、人文修养而编撰了青海省第五部村志—《起台堡村志》（请注意，这是我们后辈在往后的生活中需要留意的重点，每一个村应该有自己的村志）。

迎接龚景瀚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历史文集、历史史料的循化。可是上天独爱循化，清王朝派遣了一位治学严谨、关心现实、注重文学社会功能，一位集文史、政治、军事才华于一身的经世学者到此任循化厅正五品同知一职。

循化幸甚，因为龚景瀚的到任，在近三年时间里他本着以训诂为特色，以朴学精求校勘、善于考证的作风为原则，最终纂修了《（乾隆）循化志》。我甚至认为龚景瀚“不务正业”，为什么呢？龚景瀚所任同知一职按级别而言属于知府的副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市、州担任一个政府或人大的副职，然后到市、州所在辖区的县、县级市担任一把手这样一个职务。同知主掌盐、粮、捕盗、水利等事物，其职责不在文官的修史纂志之列。

诗人就是诗人，即使在山穷水尽之时也不忘自己的初心、崇高的理想。龚景瀚在赴任途中作《赴循化道中》：

河州西去郁岧嶢，鸟道盘空百丈遥。

出塞方知天地阔，近关已觉语音嚣。

山当绝域朝朝雪，路绕流泉处处桥。

持节惭为假司马，从今未敢薄班超。

说循化在龚景瀚到任同知之前没有系统性的历史史料是有原因的。在此之前对循化的史料记载甚少，多半也是有关撒拉族先民东迁的一些记载。如芈一之教授《撒拉族史》、米娜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以及一些本土学者和国外学者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研究历史问题需要翔实可靠的史料佐证才可以，而遗憾的是以上有关循化和撒拉族先民的论述并没有直接的第一手史料依据，更没有考古学方面的实物，而只单纯是运用以前的第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和诠释（注意的是而这种第一手史料本身也并非是单纯研究撒拉族或循化的，如：《多桑蒙古史》、《回族源流考》、《唐书》等）。而且多半也是引用《（乾隆）循化志》、《明史》、《明洪武实录》的原文及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描述。

比如撒拉族先民到达循化的时间就引用了《明洪武实录》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后来的《（乾隆）循化志》：撒拉族土司“始祖韩宝，旧名神宝，系前达鲁花赤，洪武三年邓大夫下归附”的记载。意思就是说撒拉族的韩宝太爷在前朝（即元朝）任达鲁花赤（元代官名）一职，在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在邓愈的招谕下归附的明朝，也就是研究撒拉族的学者、专家认为的撒拉族先民是在元代迁徙到中国的，至少是在公元1370年以前到达的循化。

对于这样的结论我是认同的，首先无论是《明洪武实录》、《明史》还是《（乾隆）循化志》离撒拉族东迁到达循化的历史事件较为接近，何况我们研究历史事件，总不能用几百年以后的史料作为依据，用以上这些离历史事件较为接近的史料来作证撒拉族先民到达循化的时间至少比民间口头传说来的真实，也就是说得出这样结论的研究方法是符合唯物史观的观点；其次明洪武三年（1370年）是明朝刚开国不久，洪武是中国明代的第一个年号，邓愈也确实是明朝的开国名将，是明朝开国六公爵之一。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据《洪武功臣录》、《明史》记载邓愈担任过征虏左副将军，协同明朝军事统帅徐达西征；再次，邓愈在世期间确实也担任过荣禄大夫一职；最后一点，邓愈也确实在西征中进克河州（今甘肃临夏地区），招降吐蕃，经过过青海部分地区。以上几点理由，足以让我们确信专家们观点是准确的。

史料评判是一个相当严谨的技术活，对此我还是认同古史辩学派顾颉刚和钱玄同人的观点，也即既然是存在过的历史，必然或者应该留下点东西。如此说来，有关循化或撒拉族先民的历史真的是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实证，也因而对这类问题没有哪个学者做到“一锤定音”。而这方面，《（乾隆）循化志》就做的挺不错。

《（乾隆）循化志》共八卷，从卷一建制篇到卷八的夷情篇详实周密，每一个论断基本都有根据，一般而言，其格式就是先列论断，其次再找根据，最后某些论断还有作者的评述，有点类似三段论论文的风格。龚景瀚修志循化，几乎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如在建制篇中论断循化在禹贡（夏朝）为雍州地，继而列举明朝胡渭编写的《禹贡锥指》、郦道元著的《水经注》等为证，详加评述。如此精湛的考校之风，严密的论证，难怪在《龚海峰行述》中称：文达公纪昀（纪晓岚）深赏其文。

无论是在龚景瀚之前的徐霞客在《溯江纪源》中描述：大河自积石入中国，以及后来的史学大家顾颉刚对撒拉族形成的有关史料，均未能形成系统的史学著作，因而其历史地位都无法与《（乾隆）循化志》相抗衡。

除此之外，龚景瀚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在嘉庆年间因白莲教起事，他上书的《坚壁清野议》具有极强的战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起义的失败。他还是乾嘉时期朴学代表性的学者，其创作的《澹静斋诗钞》、《离骚笺》、《邶风说》、《祭礼考》、《鲁都考》充满思想性。龚景瀚虽然是一个经世派的朴学文士，但他因受到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观点，一改从唐代韩愈以来经世治古、离事随礼、言道而不力行，只会仰望天空、俯瞰大地的道统思想，身体力行地为清王朝燃尽自己。他更是一个藏书家，有清代诗人秦瀛《为龚海峰题》一诗为证：

日向坊间购异书，夜向灯前翻故纸。

前身应是老蠹蟫，性命总不离文史。

典衣竟买三万卷，堆案盈籍富无比。

法国哲学家萨特说：如果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接受许多东西。我想说的是我们一直拥有《（乾隆）循化志》，但除了近年的重修外，对此研究过少。在新时代我们也应与时俱进，重新钻研《（乾隆）循化志》，重新重视龚景瀚。我们完全有必要建一个祠堂或者以人物馆来纪念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龚景瀚、邓春兰、邓春膏、西绕嘉措等等。至少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循化的街道是可以的。

龚景瀚前辈立德、立功、立言的一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一位自龚老先生逝世270年后的循化人，谨以此文来纪念《（乾隆）循化志》的纂修者—龚景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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