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介绍

序

生物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水是生命的三大要素之一。水、对人类来说，是“不可须臾离也。”然而水之为物，又常常是桀骜不驯的。要使它就范，服务于人类，就必须对它加以驾驭，给以合乎规律的利用，可化害为利，否则，则害大于利，甚至有害无利。司马迁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一语道出了古往今来江河沧桑对人类的多少甘甜与辛酸！

我国地处东南亚季风区域，雨水不匀，旱涝不时，洪旱灾害几乎无年无之，对农业威胁特甚，地处西北的陕西省尤其如此，故有识之士，咸知：“水利举而百业兴”的至理，历代许多执政者都把兴水利、除水害作为发展农业和治国安邦的第一要义，且事迹卓著，史不绝书。

恩格斯说：“农业生产常因缺水而引起地方性的歉收”，因而，“灌溉是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

灌溉究竟起于何时？已不可考，有些学者认为，有农业即有灌溉，但迄无定论，还有待于考证。陕西的灌溉事业，有史籍可考的，当推周代始祖公刘引泉灌溉，事在3600年以前；战国末期（前246年），秦开郑国渠引泾灌溉，也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郑国渠的建成，实开陕西大型灌溉之先河。秦、汉、隋、唐虽历经沧桑，累废累兴而经久不辍，宋、元、明亦代有建树，终因年代久远，“河日下，渠日仰”，引水口节节上移，洪水威胁加剧，灌溉效益降低，引水少而役使繁，得不偿失；迨至清季，不得已而“拒泾引泉”，灌溉面积所剩无几，使引泾灌溉走向衰落。然而历史上泾渠管理之严密，组织之健全，制度之完善，仍不失为历代楷模。

清末民初，旱魃屡屡猖獗，特别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和民国18年（1929）年的特大年馑，关中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因而有复郑白、渭白之议。适有我国著名水利科学家、蒲城李仪祉者，两次留德，学成归来，怀着振兴中华水利的崇高理想，抱定“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坚定决心，以消除洪旱、拯民于水火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水利技术人才不遗余力，常思功追郑国，造福桑梓。

民国11年（1922），李仪祉回陕，任省水利分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筹划关中水利，踏遍仲山泾水，总结历代引泾工程经验，借鉴西方科学技术，提出引泾第一、二期报告书，但因政局不稳，工款无着而离开陕西。

民国19年（1930），杨虎城主陕，李仪祉应杨之邀再度返陕，任建设厅长，主持陕西水政，开展引泾工程，经惨淡经营，奔走呼号，得省政府拨款与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及檀香山爱国华侨捐款襄助，以工代赈，终于完成建设泾惠渠之伟业，重振郑国渠之雄风。

泾惠渠实为陕西运用近代科学技术于水利之肇始，不但促使“关中八惠”及陕南、陕北水利工程相继兴起，且为全国近代水利揭开了序幕，功在不朽。

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泾惠渠的建设与管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举凡健全组织，完善制度，均有不少成就。特别是几经投资改善和扩建，使渠、井、抽水相结合，灌排相济，控制沼盐，修管并重，用水保证率提高，灌溉面积扩大一倍以上，蔚为关中高产稳产之大型灌区，加之管理经验之积累，及人才辈出等成就，均今非昔比，值得大书特书。

引泾灌溉之历史，自汉以来，散见于“二十五史”者颇多，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各种版本的《陕西通志》及引泾灌区各县《县志》，亦多有记述。另有多种引泾专论、专志，如元代宋秉亮《泾渠条陈》、李好文《泾渠图说》，明代袁化中《开钓儿嘴议》，清代王太岳《泾渠志》、蒋湘南《后泾渠志》，民国年间高士蔼《泾渠志稿》以及历代金石碑文等，无不褒郑国故事而思弘扬光大之，然而就其全面性，资料性，科学性而言，当首推今日新编之《泾惠渠志》。新志结构严谨，篇目有序，资料翔实，体例完备，图文并茂，文字质朴流畅，融历史成就与专业知识于一炉，远远高出历代撰述，此不仅由于后来者居上，实由于我国社会主义优越的建设条件使然。一编在手，古今纷陈，诚为陕西乃至全国灌溉事业发展之专著珍本，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极佳之乡土教材，具有存史与资治的功用，对于弘扬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激励来者为光辉的水利事业献身均将发挥巨大的启迪与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