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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介绍


    《经略复国要编》十四卷,附二卷,明宋应昌编撰。


    应昌,字思文,别号桐岗。其先会稽郡人,后徙仁和。生嘉靖十五年丙申十月,嘉靖四十四乙丑第二甲进士,卒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二月,年七十一。未为经略前,官至大理寺卿,事迹详黄汝亨所撰行状《寓林集》卷十七。

    万历二十年五月,日本寇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昖(音岩)奔义州求救。

    七月,副总兵祖承训率师与倭战于平壤,败绩,中朝震动!

    八月,以应昌为兵部右侍郞,经略备倭军务。

    二十一年小二月,应昌还朝,改顾养谦经略。

    是编即纪其在经略任内及事后疏奏、文移、檄牍、函札,旁及各部题奏、朝鲜谢咨排次载之。题曰《复国要编》者,以殚力(竭尽全力)弥年(整年)朝鲜已失土地,举尺寸还之故主(卷十二,与李临淮侯书)。所谓复累朝恭,顺之属国也(卷七,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

    首列神宗敕谕及华夷沿港图序、沿海四镇、朝鲜图及图说,图与图说,即二十二年三月进呈底稿(卷十三,恭进海图倭物疏)。序则述任事之终始与绘图为说之本末也。

    次附朝鲜乞援疏及部垣台谏条议疏略,略可考见朝鲜危急及廷臣论议之状。

    次正文十四卷,所载疏奏移檄等题目,下附记月日。

    卷一至卷七,自二十年九月讫(音砌,完了,终结)二十一年三月,每卷一月。

    卷八至卷十二,自二十一年四月至闰十一月。除卷十为一月外,余皆二月。

    卷十三,自十二月至二十二年三月。

    卷十四,自四月至十月,则辞职,交代及当辞职前与辞职后奏疏也。

    末附兵部、礼部等章疏及日使小西飞禀帖(日使名藤原如安,为小西行长侍。史冒小西氏为飞弹守。此云小西飞弹守,”弹“或作”马单“)。

    礼部最后一本,议秀吉封爵奉旨,平秀吉准封日本国王。据谈迁《国榷》及《明史》,乃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事。

    《国榷》又载二月辛亥,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诏。而是编无之,则其成书之时,犹未及见是诏,盖亦在是年春矣!

    丰臣秀吉以不世出之枭雄,起人奴而主大国,犹未厌其所望。万历十八年(日本后阳成帝天正十八年),已平定全国,因朝鲜使者赠书于朝鲜王言,”将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朝鲜人安邦后,隐奉野史别传壬辰录)

    翌年,命九鬼嘉隆造大舰船千艘,颁朝鲜地图,分八军以向八道。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长将第一、第二军,迭(轮流)为先锋。别置水军,水、陆凡十五万人。

    时朝鲜承平久,兵不习战,李昖又湎(音免,沉迷)酒弛备,猝岛夷发难,望风皆溃。自二十年五月出兵,至七月,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明史-朝鲜传》)。明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以应昌为巡抚山东时,已谓倭奴情形已著春泛,可虞有先见,明因命为经略。

    此后应昌之谋议、中倭之争战及当时内外情形,皆可于是编考知,且多足补中日史乘所未备。如应昌进兵之时日,《明纪》、《明史纪事本末》及《明史》等都无可考行状,及钱世桢《征东实记》亦载焉不详。据是编,则应昌以九月二十六日受敕,首途一面布置各地防务,一面调将檄兵,搜集刍(音雏,喂牛马的草)粮、军火、器械。十月,终至山海关。十一月,进驻辽阳,以倭奴畏寒,欲于十一月中旬发兵,而大将李如松尚羁宁厦,屡失事机。

    不得已,于十二月初三先发吴惟忠,初四又发钱世桢,主问所,领兵渡江。

    初八,如松至军,大兵遂于十六日东进,二十五日誓师渡江,二十九日至朝鲜。二十一年新正初四,至安定馆。六日,抵平壤矣!

    正月初八,平壤之捷,《明史》及倭史多归功如松。观此编三、四、五诸卷,则战前之预备、临战之方略,皆出于应昌之计,虑当时石星(兵部尚书)计无所出,欲倚沈惟敬以成和议,不悦。应昌之主战,廷臣亦多尚客气,而事掣肘,各处应调之兵,半以老弱充数,总计不足四万。而如松意义甚盛,尤须隐忍下之,又恐倭人乘虚入犯山东沿海,其处境之困难至矣!

    二十七日,碧蹄馆之战,如松以轻敌至败。

    观二十一日与如松书,言”前者平壤倭奴虽众,犹属一枝,攻之宜急。今各路者总归王京,其势大合,且去爱州道路千里,其为当慎,视前尤甚!必须俟我刍粮、军火、器械并集充裕,然后进剿,方策万全!"

    又二十五日与如松书,二十七日檄如松(皆见卷五),二月初三檄如松及与如松书(时如松败读未至),皆劝如松缓进。初三与石星书言“李提督每每嗔人说倭盛,止见彼易与为敌”(皆见卷六),则如松之败,固在应昌意料中矣!

    日史称此战大破明军,斩首一万,追北至临津,挤明兵于江,江水为之不流(日本外史,卷十六)。吏科给事中杨廷兰一本亦言“碧蹄一战,士马物故者过半”,虽可证是编阵亡官兵二百六十四员名,阵伤官兵四十九员名(叙恢得平壤、开城战功疏)之伪,然观卷五,二十五日报石星书言“我兵过朝鲜者仅三万六千余,伤、毙平壤者又近千余”。卷七,办杨给事论疏言“所调兵为事完之日,一一臣当发还,原册可稽,见在兵马可验”,后虽加入刘铤川兵五千,至撤兵时,除撤回李如松等所领兵外,应昌犹议留二万。则此役伤亡之数要,亦不能过大矣!

    又如行长欲和日使言,出惟敬弥缝,且言行长以封王为王于明,观是编附载兵部等衙门与藤原如安问答及如安禀帖,将本国一应人员姓名开报,则行长主持和议,及为秀吉乞封,实有决心。盖行长与清正不睦,意秀吉必以受封为荣,而己得藉此固宠,故与惟敬勾结。至后日,秀吉裂冠毁冕,则非行长所及料矣!惟王京之退,实以当时日兵大疫,粮食不给,三奉行与行长等怀归之故。釜山之撤,则弹正小弼强谏秀吉与肥后内乱使然。

    应昌以前者为许和之效,后者为防守之绩,与当日情事不符!又德川家康辈智勇谋虑远非行长等所及,而应昌惟知有行长、清正。

    卷十一,初八报石星等书言“日本旧主不侫,原未有闻”,似不知日本除关白外尚有国王,则其于日事固亦未甚了了耳!

    应昌为经略时,年已五十七,万历二十一年召还后,翌年三月归隐孤山,绝口不谈东事。本书卷十四,十月二十一日辞免恩荫疏言“在稽留峰下冷泉亭侧,率妻子而躬耕南亩,抱弱孙而徜徉北牖(音友,窗户)”,参以行状及妻顾淑人墓志(《寓林》卷十),应昌晚年生活历历可考。《国榷》二十二年九月后,于应昌即无记载。二十五年之役,朝廷论议,亦无人提及应昌,应昌是时已若物外人矣!

    应昌死后,朝廷无恤典,顾淑人墓志称“守一为母乞铭”,在应昌殁后十七年。时应昌犹未葬,盖守一念其父功,终必不泯,故留以有待,然应昌之功,终不得白。今《寓林集》无应昌碑传志铭,《明史》亦无应昌传。《国榷》于退职公卿卒,时例书卒年,及事略于应昌亦失载。惟杭城孩儿巷西有经略华夷石坊,传系表应昌之里者,今其迹尚在耳!

    其书,则万历末王在晋之《海防纂要》曾录其华夷沿海图序(《海防纂要》卷三,作华夷沿海经略序)及奏疏数篇(见卷四,皆节录),题曰“平倭复国编”,不著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别史类著录曰“宋应昌《朝鲜复国经略要编》六卷”,盖误册数为卷数,明志杂史类因之省去“要编”二字,皆与今名微异。

    乾隆时,列为禁书,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盖书名“复国”,为满人所讳言,其内容实与建夷无关也),四库馆臣遂亦未敢著录。

    惟于论侫,继国《两浙兵制》,时力斥应昌之罪与此书之失!曰此书(《两浙兵制》)中倭警始末,载朝鲜国王奏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倭贼仍于庆州机张县、蔚山郡丽阳县、梁山郡等处肆意攻掠,而经略宋应昌为倭奏请封贡。乃即在此数月内,则倭之请贡非实可知。又载充龙港船商,许豫侦知倭贼,初败于平壤,即食尽矢穷,思逃无路,乃以封贡议和,是堕其计。又称倭贼素诈,议和后新造大艘十余只,将欲为乱,恐和非实,与李昖所奏情事相符,乃应昌力主和议,反斥李昖妄奏。是二十四年日本之叛,应昌罪无可辞!此书(《两浙兵制》)实可以曲证史事,而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于李昖之奏、许豫之侦、辽东巡按之讦(音结,揭发隐私)概不录入,则自张其功而匿其短也!此书(《两浙兵制》)又可以勘(校正)其谬矣(《四库》总目子部兵家类存目)!

    按应昌自始主战,与封事始终不涉行状,辨之甚悉。以是编考之,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报三相公(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本)、石本兵(石星)、许兵科书曾言:“惟敬之谋,断不可从”(卷五)。碧蹄败,犹议增兵益饷进取王京,徒以如松称病、将士思归、石星一意和议,始附众论,然犹力持撤兵必在三事遵行之后。及倭退釜山,严令诸将追击。至送还王子、陪臣,倭移西生浦,尚竭力归画留兵防守。

    其八月二十九日,讲明封贡疏,申明始末,讲贡之说,并陈计处倭情之机(卷十)。亦惟以封贡为一时权宜之策。

    九月中,檄宋大斌、檄刘黄裳、檄分守道等皆计划留守,事报王锡爵、石星书,则论防兵之不可少。其谕示朝鲜王臣设险守国,攘外安内之政,尤言之再三(皆见卷十一)。

    十月二十九日报石星书言许仪后既有密书云“关白名虽求贡,其实欲明年窥犯中国,欲各海隅急行提防”等语,胡不可信“今日姑与封号,不过为一时羁縻之计,中国沿海之防何可一日玩弛”云云,较许豫之侦,言之尤为透彻,倭之请贡非实,应昌固已知之。提要所云奏请封贡、力主和议、斥李昖妄奏,皆非事实。

    十二月初八慎留撤酌经榷一疏,以留守为经、封贡为榷,言:“朝鲜为蓟、辽、保、东喫紧屏翰,全罗、庆尚系朝鲜一国喫紧门户,今日御倭之计,惟守朝鲜为至要。守朝鲜之全罗、庆尚,则尤要也!今之留兵,必不可撤于余倭未去之时、朝鲜未备之初。遽(急、速)尔撤之,万一倭众渝盟,乘虚入犯朝鲜一国,决难居守!待彼复据中国,难免无事,则四镇沿海征调兵饷,恐不止一万六千已也(卷十三)!”

    翌日,即上疏乞赐罢免,恭报交代。自后顾养谦一意主和,力主撤兵。卒有二十五年之役,是日本之叛!正坐不用应昌之说,而曰“罪无可辞”,撰提要者,固未尝细读是书也(至不录许豫之侦、辽东巡按之讦等,盖应昌之书体例使然)!

    应昌东征时,袁黄、刘黄裳二赞画参与密务,后袁黄以条陈征倭之不利,与应昌分歧,刘黄裳则始终其事。《千顷堂书目》载“刘黄裳东征杂记”,惜今未见其书。

    《千顷堂书目》又有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五卷(第四卷纪倭犯朝鲜事),毛瑞征《万历三大征考》五卷(三、四两卷言关白事),萧应宫《朝鲜征倭纪略》一卷,沈思贤《经略复国情节》二卷,王士琦《封贡纪略》一卷,及杨伯珂《东征客问》、熊尚文《倭功始末》与不知撰人之《东事纪实》、《东封始末》、《关白据倭始末》等。书中惟《两朝平攘录》---四库杂史类存目著录,北平图书馆尚有其书。《三大征考》,日本亦有传本。余皆存亡莫卜。

    是书诸家亦罕见著录,惟本馆与北海图书馆藏有万历刊本。壬癸之际,日本驻宁领事馆托人来馆传录。今特付影印,并附录黄汝亨所撰行状与顾淑人墓志铭于后,以广其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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