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地方志
书名：道光万载县土著志
卷数：全三十一卷首一卷
作者：清卫鹓鸣修 郭大经纂
版本：清 道光29年刻本十册
格式：原书原貌彩色高清PDF电子影印版下载
大小：139.16 MB
页码：1031双页
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地方志，明清朝“棚民”屡次被镇压

“棚民”是我国南方山区特殊的移民群体。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几乎都有移民搭棚居住，种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做菇为业，因此被称为“棚民”。 “棚民”与“客民”、“客籍”，按照今天意义上来说，都属于“移民”的范畴。

明末清初，包括万载在内的整个赣西地区有两个极为明显的特征：一为闽广移民的进入与山区开发；二为地方社会的战乱与动荡。据地方志记载，万载之前并无棚民，自明朝万历年开始，福建和广西等地流民迁来万载，侨居耕种为业。不过，战乱也随之而来。1642年，棚民邱仰寰等在万载西北部福建客民聚居地起兵，并曾占据袁州府城；1648年，朱益吾率闽人响应金声桓反清活动；1659年，郑成功起事，赣西棚民再次遥相呼应；1674“三藩之乱”中，吴三桂的军队占据长沙，棚民响应，并曾攻破万载、新昌(今宜丰)。

表面看来，官方和土著之所以展开大规模驱逐棚民运动，是因为棚民频频起事、卷入社会动乱，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则是土著与移民的经济利益之争。最初，棚民向土著租种山地，土著获得地租收入，亦乐于出租。但随着棚民逐渐从辛勤劳动中获得丰厚利润，他们由贫苦变得强大，甚至反客为主，土著不免愤愤不平。

雍正年间万载独创“棚籍”

1723年，万载县发生一次由福建上杭人温上贵发动的小规模动乱。这次动乱虽然很快被知县施昭庭平息，但它使沉寂了几十年的棚民问题再次凸现，引起地方乃至朝廷对江西及南方几省棚民的高度重视。清廷高层对棚民有了较为准确、全面的认识，在雍正帝的指示下，经官员详细调查，清政府最终改变了过去一概驱禁的做法，制定了影响深远的棚民政策。其基本原则归纳起来就是：棚民编入本县册籍；实行棚民保甲法；棚民可以入学和参加科举考试。

不过，对于上述措施，官员在实践中却多有变通。江西并没有严格执行“棚民”编入“土著”之例，而是独创性地另立一种与土著有别的户籍——棚籍。从1732年开始，棚民入学实行另额取进的政策，规定棚民文武童生之数满五十名以上的，另额才能多录取文武童生各一名，如此类推，最多不准超过四名。是年八月，取录棚民文童三名入学。

分籍分考分额的形成固然与地方官员对中央政策的个人理解及办事风格有关，但主要原因可能来自土著方面的阻力和压力。

1735年江南总督赵弘恩报告说，江西棚民耕山种地，日渐开垦升科，且棚民之粮都比土著先交纳，安居乐业，读书愈众。并且，他还对土著欺凌棚民的现象表示不满。可见，至雍正后期，移民的经济能力及文化水平都在提高，并积极改善与政府的关系，其在政府官员心中的形象有所改变。同时，鉴于政局的稳定，清朝政府开始调整相关政策。1741年，户部议准大幅度裁减原来专门防护棚民的江西民兵和壮丁。

土客争抢教育资源不惜罢考

1763年，江西学政以该省棚民渐少，奏请裁去棚民学额。从此，万载棚籍与土籍一体考试，共同分享该县十二名学额。此次合额政策对土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对土棚双方则如火上添油，由此导致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的学额纷争案。土著感觉吃亏很大，极力要求政府分额，并不惜以集体罢考的方式进行抗争。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土客双方的矛盾演变成土著与国家的矛盾。在嘉庆皇帝的最高指示下，几十名官员参与此案的审理。1808年，此案有了最后结果，参与罢考的土著绅士及办事不力的官吏都受到惩罚。至于，土棚学额纷争，经大学士会同礼部商议，清政府重新实行土棚分额制度。这意味着国家对土著的妥协。

重新实行土棚分额制度虽然缓和了国家与土著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事实上承认了土客的冲突并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客观上加剧了二者的矛盾。学额之争与土棚分额带来两个最直接的后果，即万载县户籍册的编修和土客双方书院的增多。从嘉庆至同治年间，万载曾六修县志，但土客双方皆对所修县志有异议。于是，土著又在有号称“辛半县”的辛氏大族绅士、进士辛从益之子辛辰云的领导下，对之前的县志加以修改增订。道光二十九年，《万载县土著志》问世，公开以土著志取代县志并且拥有某种合法性，这在全国其他地方恐怕绝无仅有。

同时，嘉庆和道光年间，土客双方书院急剧增多，在道光十二年的县志中有明显反映。该志所载的书院达40家，较之雍正志中的数量增加近一半。其中原因，在土客籍各自拥有固定的学额之后，双方皆致力于利用有限的资源，切实提高教育水平，而兴建书院、搞好硬件建设则为必经之路。道光六年，绅士张瀚、叶懋本、钟斯敬、曾维新等劝捐东洲书院，东洲书院日后成为移民最大的教育基地，也是全县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的书院。

学产合一使土客加速融合

清末民初，社会风气日益维新，万载县土客关系松动。民国政府从整顿学校入手，进行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力图消除土客籍界限。而客籍绅士的吁求造势也对政府的决策起了一定作用。

移民精英谢济沂在《致朱君念祖教厅长书》中提到，数百年间，土客两家相争，两败俱伤。对于土、客近乎恶性竞争的办学方式，舆论界也强烈不满，并撰文说，依现状论，（万载）失学儿童竟达97%以上，骇人听闻。该县当时拥有中学二所，一所私立龙河初级中学，土籍人创办；另一所私立东洲中学，客籍人创办。1936年，民国江西省政府饬令两中学改为县立初级中学，东洲为大桥分校，1937年两校归并。这遭到部分客籍人士的强烈抵制。1937年3月6日，以兰鼎中、巫宗咸、谢树珊为首的东洲学产捐户代表团、东洲旅省同乡会向江西省政府控诉教育厅、万载县政府违法处分私有东洲学产，妨害私权，请求将教育厅批令撤销。11月10日，江西省政府驳回原告诉愿，判定原处分并无不当。

百年前的学额案中，部分土籍绅士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为整个土著集团赢得长久利益。同样，百年后的这场“东洲学产案”中，部分客籍绅士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为两籍的融合作出了贡献。

江南都市报记者戴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