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地方志，民国江湾里志，十五卷附刊一卷，钱淦纂修，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PDF高清电子版影印本下载。

清代的乡镇志也达到空前的鼎盛。乡镇志，是记载县以下一乡、 一镇、一村、一里、一场等情况的志书，包括乡志、镇志、场志、里志、巷志等。乡镇志始于宋常棠《澉水志》和沈平《乌青志》，元代基本沉寂，明、清恢复发展，并呈现出兴盛局面。乡镇志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运河沿线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⑤乡镇志的体例有仿府县志，横排门类，纵贯叙述，也有因地制宜，灵活取舍，与府县志不尽相同。⑥乡镇志具有反映市镇的中心地位，注重记载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变化，注意记载乡镇规模，反映市镇经济繁荣，多采稗说野史等特点。⑦乡镇志是地方志书类型之一，同样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用。地方士绅大多热心乡镇志编辑。⑧下面，试以民国版《江湾里志》为例，了解清朝、 民国年间乡镇志的编修情况。

“江湾以虬江得名，遂以名镇，故又名小曲江”，⑨宋建炎四年（1130年），“韩世忠……中军驻江湾”。⑩从里志的记载中，我们知道江湾镇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古镇。民国初，江湾属宝山县，“面积一百零七方里七分”，地“东西凡八里，南北凡二十一 里”之狭长形。民国八或九年，户数和人口数均比民国五年的“九千七百二十一”户和“六万五千五百四十九”口大幅增加，达到“户增为二万二千七百四十八，口增为十万十万四百六十八”的繁盛情况。

续修《宝山县续志》的宝山人士钱淦（字印霞）“感于征集文献之困难，于是有重修各市乡里志之举”，对《江湾里志》初稿“参互考证，详加厘定”后总纂成稿。《江湾里志》在民国前曾有过三次编修，从《江湾里志·艺文志·书目》中，得知清朝曾经编修过《江湾志》、《江湾续志》，但三次编修的志稿今均已散佚。

通过民国版《江湾里志》的序、跋，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到里志几次编修的情况。志稿有序七篇，除总纂钱淦作序外，另录入旧序六篇，分别为里志前三次编修时撰。旧序一，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里志始纂者之一李保泰（字邃菴）撰；旧序二，嘉庆十五年（1810年），侯守仁（字勖齐）撰；旧序三，道光六年（1826年），王坤（字犀台）撰；旧序四，道光八年（1828年），续纂者之一盛大镛（字砚巢）撰；旧序五，道光六年（1826年），章谦存撰；旧序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施锡卫撰。志稿后附跋二篇，分别为民国年间张宝鉴（字小兰）、沈鸣时撰写。

由旧序一，初略得知《江湾里志》始修情况。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里志始纂者之一李保泰（字邃菴）自序，其日：“周制万二千五百家为乡，有乡大夫掌之。其下为州长、族师、以及比长。道艺德行有书，贤能有书，当时载之，后世传之。小史掌邦国之志者是也。 吾吴之有江湾，犹沧海一粟，太仓秭米而已。然总其广轮之域，户口殷繁亦几及万家。自宋、元、明相继以来，寂寥千载，罔可指数， 岂其地果荒僻与记载失传，文献鲜征，忽焉如飘风之过耳，声销迹灭与无何有之乡者，盖不知几几矣，宁非生是地者之责欤”。文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修志的传统，也看到了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所以，“江湾之有里志，创始于李邃菴先生”，其“念里中向无志书，悉心采访”， 与李大智（字香坪）共同“就见闻所及，援笔记之”，“其所着述皆存而不论，论而不议，以待后人之采择，实为吾乡志书之嚆矢焉”。然， 初修的六卷志稿未刊行，且“阅二十年而稿几散佚”，于是，有了嘉庆、道光年间的里志续修。

第二次续修《江湾里志》，留下了4篇旧序。撰写旧序的时间跨度为从嘉庆十五年（1810年）至道光八年（1828年）。从序文中我们知道， 续纂者盛大镛与李成凤（字少坪）在30年时间中，三易志稿。第一稿， 借得李保泰的江湾、殷行合一的《江湾里志》“草字钞本”，“恪遵门类” 地将乾隆甲午（1774年）以后的情况“续之”；第二稿，“乾隆六十年” （1795年），江湾里“按镇设厂”办赈，“分领乡图，官为定之，则界限可据”，故将志稿“门类稍增损”，并“分合”调整；第三稿， 因殷行已于乾隆甲寅（1794年）分厂，将殷行之内容统写在江湾志之中，“无论名物、沿革，依次夹叙”，以为不妥，遂“另定目录， 附于卷末”。三稿后，“原六卷，今八卷”的里志质量已经大有提高，故传世已必然。如，知宝山县事中州王坤日：“公余呈手辑《江湾志》 钞本阅之，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兼史家才学识三者之长，心甚嘉之”， 续修者之一“砚巢尊崇前哲，购求遗稿，录其已志，而增其未志， 与同学之士上下议论，损益惬心，屈指逾三十年，而书已成帙矣”， “砚巢又虚怀佩服，不惮其严，而乐于易稿，以为一方有用之书”， “期于必传者乎”。难能可贵的是，宝山县学司训铜陵章谦存对续修的志稿提出批评，认为志稿存有七处不妥，希望修志者能“辨之”。 其日志稿“今日以言代图，有诵训无土训矣，此无图当校者一也”；“今且忽讳忽不讳，愚谓正当傲序、传之例，则全书可以无讳，此体例之当校者二也”；“今者班固之时，非史迁之时，仕迹所陈，又非有丙、魏、龚、黄而顾循史迁之旧，不亦慎乎？此先后之当校者三也”； “今以学行名其目，意本文学、德行二科以立名，非徒古今史之所无， 即圣门高弟已不能兼，且日学行既游、夏兼曾、闵矣。又立孝义一 门，不且赘耶？此名义之当校者四也”；“今之所称孝义者，是曾参与卜式同传矣。此大小之当校者五也”；“以今学行言，严先生乃一 代大著述家，视商文毅、薛方山诸君且过之；而顾与试风檐诸君比并声价，岂不冤乎？此位置之当校者六也”；“欲誉反毁，正漂杵之论。 此文义之当校者七也”。续纂者盛大镛与李成凤30年时间中，三易志稿，体会其中之艰难，盛氏日：“自有事于《江湾里志》至于今， 统计前后垂三十年，稿凡三易”，“稿虽三易，自信綦难。三十年中， 前徽既远，旧雨仅存”，“自顾残生，衰朽日甚，益怆然于此事之不可延缓矣”。此时，续修稿距乾隆年间初修已有50余年，“耗三十年之心力始得成书”的续稿“特以频年祲歉，物力艰虞，未克付梓。 嗣经道光壬寅、咸丰癸丑及庚申三次兵燹，几致散佚，幸获保存”。 续修的八卷志稿虽未刊行，经过几次兵燹，竟也保存下来。面对逃过劫难的志稿，民国人士张宝鉴发出“殆有神灵为之呵护欤”的感叹。

由旧序六，我们得知第三次续修志稿的情况。同治(1862-1874) 年间，乡人陆星发“虑孤本久而失传，别钞副本，并采访道光以来事实增入各门”，乃再续纂志稿成10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施锡衔为第三次编修的里志序日“时局变迁，今昔殊异，此皆盛君着书时所未及逆料者也，而旧德先畴之未泯，遗闻轶事之所留，犹幸有是书焉，为之掩卷低徊而不置”。故第三次编修的10卷志稿“仍以款绌不果刊”。

民国十年（1921年），曾续修宝山县志的钱淦认为《江湾里志》 经过三修，“体例盖已略备，然大率辗转传钞，未有刊本，考古者辄引为憾事”。“昔不过三里之市场”之江湾，“今则自镇以南，马路日增，星罗棋布，商埠之发展，直与上界联为一气，无区域之可分， 繁盛殆甲与全县。以故物质上之文明进步，政教风俗上之递嬗变迁， 较之他市乡尤多特殊之点”，所以，江湾志虽已三修，此时再修时“秉笔者未可墨守成例，畸重前规，详古略今，斤斤于人文之一部，与夫轶事遗闻而已也”。总纂钱淦经过四个月的“参互考证，详加厘定”， 15卷71目志稿既成。

民国十二年（1923年），张宝鉴日：“《江湾里志》草本于己未编辑完竣送局，蒙总纂钱君印霞首先纂定成书，讵意未及排印，而钱君捐馆，兹由本乡取回，筹款排印，附录辛酉、壬戌二年事略， 以保存地方文献云”。民国十三年（1924年），《江湾里志》经过“校勘讹夺”后刊行。

《江湾里志》刊行的15卷志稿分2册，分卷列目。卷首有江湾乡图、江湾镇街道图，序7篇，编辑人员题名录，目录，凡例。中分卷一舆地志，设建置、里至（面积附）、户口、村廛、图圩（乡都附）5目； 卷二水利志，设河渠、治迹（民浚附）2目；卷三财赋志，设田赋（徭役附）、盐法、货物税、杂捐税、附税、特税、公款公产、洋商年租8目；卷四礼俗志，设风俗、褒扬（旌表、乡饮宾、重游泮宫附）、 寺庙、祠宇、教会5目；卷五实业志，设农业、工业、商业（商埠附）、 物产（赛会附）、农商会5目；卷六教育志，设书院（义塾附）、劝

学员（学务委员附）、乡教育会、学校（毕业人员、教育人员附）4目；卷七交通志，设陆道（马路、铁路、电车路附）、市街、桥梁、航路（航船附）、邮递、电信6目；卷八兵防志，设兵制、营署、墩泛、 团防、武略5目；卷九警务志，设警察、消防、卫生（禁烟附）3目； 卷十救恤志，设善堂、救助、恤亡、灾赈4目；卷十一选举志，设科贡（庠生附）、仕进、封赠、袭荫、公职、勋奖6目；卷十二人物志，设贤达、孝友、忠节、文学、德义（义耆附）、隐逸、艺术、 游寓、方外、烈女10目；卷十三艺文志，设书目、金石2目；卷十四名胜志，设古迹、园林、第宅（会馆附）、冢墓4目；卷十五杂志，设祥异、轶事2目。卷末附刊民国十年至十三年事略，并有跋两篇。

江湾四次修志，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民国十三年（1924 年）历时近150年，志稿篇幅从6卷、8卷、10卷至十五卷，修者“网罗放矢，参考旧闻，举凡所闻所传皆存而不论，论而不议”，“屏斥是非好恶之观，一言一行、一因一革”，“撷其英华而录之”，使“览者不仅恭敬景行，且知警畏”。“是志虽系乡里小志，但有既懂经济又曾从政的大方之家主纂，因而门类齐备，内容充实、地方特色明显。因民国前里志即有三修，故资料比较丰富、翔实，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当今整理《江湾里志》的颜小忠对该志评价较高。

通过对该《江湾里志》序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士绅文人修志的传统，也看到了编修一部传世良志的漫长过程，更看到了几代修志人的付出与努力，即便是编修一部乡里小志。这种小志的编修过程实乃一种提醒，即当今修志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