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地方志，道光《重庆府志》九卷，清王梦庚修，寇宗纂PDF高清电子版影印本下载。王梦庚，字槐庭，号西躔，浙江金华人。嘉庆六年（1801）拔贡，嘉庆十年（1805）署四川富顺县知县，嘉庆十七年（1812）任犍为县知县，历任四川新津县知县，雅州府分驻打箭炉厅同知、松潘厅同知等，道光十年（1830）升任重庆府知府。历官巴蜀达四十余载。著有《冰壶山馆诗钞全集》（收诗达8861首之多）。参见“【道光】新津县志”条、“【嘉庆】犍为县志”条。寇宗，字万川，四川渠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道光七年（1827）任荣昌县学教谕，后又被推荐升任成都府学教授。他学识广博，尤精堪舆术，于天文地理颇有造诣。有一些医学杂著和《天学》刊刻行世，还有不少兵、农、医、算的书未付梓刊行。在荣昌担任教谕期间，很重视注意修缮学校，提倡乐舞教育，以“培植文风为本”，受到荣昌乡人学士的赞赏和爱戴。道光年间，重庆知府王梦庚聘他主编《重庆府志》，委任府属各县知县协助编纂，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刻完成，全书“先考封域、稽里道、考山川、详阙墓，而后食货、职官、学校、武备以及古今政治之得失，风土嗜好之奢俭，人物典章之兴起，莫不依次详焉”。被誉为“蜀中府志冠冕”。清代的重庆府位于四川省的东部，是川东道、重庆镇总兵驻地，下辖巴县、江津、长寿、永川、荣昌、綦江、南川、铜梁、大足、璧山、定远十一县，合、涪二州，以及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建置的安居乡和江北厅，共计十六州县。重庆在清代中期，不但是长江上游的水路枢纽，更是这一地区的商业和农业经济的中心，正如巴县知县叶朝采《后叙》所说：“重庆南控黔滇，东达荆楚，袤延几二千里，为西蜀一大都会。”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梦庚署理重庆知府，他到任后“亟调各州县旧志披阅”，然后“檄合属印官教职公同采访，编辑成册，陆续申解来郡”，动员了当时重庆府及所属各县的大小官吏数十人参与其中，最后组成的修辑委员会成员相当庞大，据卷首的修辑职名题名记录，本志的监修（主编）为川东道兼重庆知府有庆，鉴定（主审）为王梦庚本人，提调校勘为署理巴县知县叶朝采，协修（副主编）为府属各县知县，分采（编委）为府县学训导和教授，而实际负责执笔编纂的则是举人出身的荣昌县学教谕寇宗。在寇宗完成初稿之后，王氏则进行审核，“每成一帙，庚斟酌鉴定”。作为审定人，王梦庚并非如一般官员挂名而已，而是认真审读，并撰写评语。王梦庚虽然对府志用力颇多，却没能看到此志的刊行。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新修的府志基本完稿之际，王梦庚因病谢世。考虑到他对府志纂修的贡献，一向不主张在地方志中收入诗文的寇宗特意从王氏《渝州权篆草诗》中选取了部分诗篇收录到府志的艺文志之末，算是对王梦庚主持修志的纪念。另外，王梦庚等人在重修府志时，可能未见过万历版的府志，王梦庚叙曰：“既有明江学士朝宗所撰重庆郡志，鼎革之后亦残蚀不全，心怅然者久之。”叶朝采在“后叙”中更是认为自成化《重庆府志》后，修志之事无人再续，“自有明江志后，迄今三百年无人焉起而肩之”。可见，不论是王梦庚还是叶朝采，似乎都不知道曾有万历《重庆府志》的存在。在王梦庚的大力主持下，在各方积极配合下，不到一年时间就纂修完成了道光《重庆府志》，又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七月雕版刊行。此《重庆府志》是清代纂修的重庆地区府级方志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志书。他采用传统的两级分目体，分九门五十三目附二目，部分门类下再列三级类细目，共约52万字。对清代道光以前的重庆府境内的地理、经济、政治、教育、军事、人物等各方面的历史加以叙述，保存了一些难得的史料。此志共分九卷，分别为舆地、祠祀、食货、职官、学校、武备、选举、人物和艺文等。所采用的是方志编纂中最常见的“两级分目体”，即将志书的内容先分为若干大的门类，各门类下再分细目。明清时代为大多数方志所采用。明代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中规定一部方志必须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廓乡市、土产、贡赋、田地、税银、税钞、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类目，这些内容都基本上被道光《重庆府志》囊括其中。此志卷一的《舆地志》，首附府治全图，然后分叙沿革表、沿革说、疆域、形势、城池、公署、山川、氏族、风俗和陵墓十目。卷二的《祠祀志》主要记述境内的神祠寺观。卷三《食货志》则分为田赋、户口、徭役、榷政、盐法、茶法、仓储、蠲赈、荒政和物产十目。《食货志》的编写亦是按照“凡以惠民，亦当留心考核，以咨治理”的原则进行的。卷四为《职官志》，分统纪和题名两目，对于历任职官“无所建白者，仅录姓名”的取舍标准也遵循了他坚持的原则。卷五为《学校志》，分为学额、书院两目。《重庆府志》卷六为《武备志》，下分营制兵额、题名、驿传、塘铺四目，并附述团练。团练是嘉庆白莲教起义时出现的新式地方武装，在志书修成之后不久暴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成为清政府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咸同以后更是名声大躁。卷七为《选举志》，分述进士、举人、贡生、武科和荐举等内容。卷八为《人物志》，内容庞杂，分为人物、忠节、孝友、行谊、香寿、隐逸、谪宦、流寓、艺术、仙释、列女诸目。卷九为《艺文志》，分叙境内历代著录的经、史、子、集书目，最后附“祥异”一目。祥异即祥瑞与灾异。道光《重庆府志》的篇幅只有九卷，比起万历府志的八十六卷来说，内容是大大减少了。其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类：一为前代史书和本地以前所修的方志；二为当代收集的地方资料，包括政府文书和实地采访所得。第一类资料的价值不高，多是常见史书和史志中跟重庆府有关的内容的摘抄，摘抄之后在文末用小字标示出处，尚算严谨。以卷三《食货志》“田赋”一目为例，在叙述唐宋时期情况时先后引用《通典》、《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宋史》、《续通鉴纲目》等书；在论述户口变迁时就引用了《册府元龟》、《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文献通考》、《元史》等书来统计清代以前的重庆人口情况，收罗亦算丰富。除了前代史书，现存旧方志也是主要资料来源。入清之后，重庆府属各州县大多在康乾年间修有本地的方志，有些县甚至修过两次以上，另外在府志纂修期间，一些州县也开始新修或续修本地方志。因此，在府志纂修时，可资利用的前代旧志是相当丰富的。例如卷一《舆地志》的“城池”一目中，就引用了成化《重庆府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太平寰宇记》、嘉庆《四川通志》、《大清一统志》、《南川县志》、《大明一统志》、《元和郡县志》、《合州志》等十多种旧地方志。这类史料散见于前代史书中，府志将他们纂辑于一处，对于地方情况的了解也有一定的帮助。第二类资料因为是地方现实情况的真实反映，且为他书所无，显得颇为珍贵。王梦庚在主持修志时对此非常重视，他在府志的《叙》中说：“檄合属印官教职公同采访，编辑成册，陆续申解来郡”，可见，地方资料的收集是动员了全府上下各县官吏的，等资料收集齐备之后再由寇宗纂辑成书。各地采访调查的资料在府志中得以保存，成为研究清代重庆地区的重要史料，比如《食货志》中就保留了嘉庆年间重庆府各县人口数，而这些数量在清代中央国家系统中并不为人所重，所以也就给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重庆人口详细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另如卷五《学校志》中“书院”一目中记载了清代道光以前的重庆府及所属各县的书院情况，并详细列出各书院的建置沿革和经费来源，从中可以看到清代中期以前重庆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互动关系，为重庆地区的书院史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数据参考。（参阅黄博：《试论道光〈重庆府志〉的成书与价值》，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月，第91一95页。）
该《重庆府志》今存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